晚清名臣中,为什么曾国藩被认为最钝拙,却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以上是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他认为曾国藩在晚清诸多人物中，表现得最“钝拙”，但成就最大。

其实不只是梁启超，很多人都认为曾国藩很笨拙。左宗棠就瞧不起他，说他“欠才略”、“于兵机每苦钝滞”。李鸿章曾经当面说他太儒缓。曾国藩自己也以拙标榜，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笨拙的形象深入人心，流传的曾国藩画像就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甚至有传言曾国藩小时候在家里背书，小偷在梁上听。小偷都会背了，曾国藩还没背下来。

不过这样一个“钝拙”的人，却获得了“文正”的谥号。伟人评价其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他的家族保持了百年兴旺。而现代人对他的研究热度不减，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作品非常多。

抛开他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元凶身份，在晚清的全面危机之下，“钝拙”的曾国藩到底是怎么取得这种成就的呢？

曾国藩当然不是真的笨拙，真的笨人怎么可能考中进士，怎么能打败太平军。曾国藩的拙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意思是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想着走捷径，要以诚待人，实事求是。道理大家都懂，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别人的便宜

古人说吃亏是福，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吃亏的，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吃亏的人往往被认为是愚蠢的，笨拙的。

晚清的官场，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大家都在玩心计。皇帝和大臣之间玩心计，大臣与大臣之间玩心计，大臣们又对洋人玩心计。曾国藩不怕吃亏，他一直要求自己：“情愿别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别人的便宜”。

左宗棠心高气傲，一直瞧不起曾国藩，当然了，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让左宗棠瞧得起。但由于一直考不中进士，他不得不求曾国藩帮忙。曾国藩知道左宗棠有才，就向朝廷举荐了左宗棠，为湘军效力。但在治军问题上，两人理念不合，关系闹得很僵，于是左宗棠一气之下离开了湘军。

左宗棠后来自立门户，搞得风生水起，对曾国藩一直很不客气，攻击曾国藩，说他不会带兵。不过曾国藩却从来不回击。后来因为幼天王事件（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福贵下落不明，曾国藩以为他死于乱军。后来洪天福贵在浙江被捕，浙江巡抚左宗棠就拿这事做文章，攻击曾国藩），两人彻底闹翻了。左宗棠到处说曾国藩的坏话，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诋毁过左宗棠，也真是能忍。

后来左宗棠去陕西平定叛乱，军饷大部分由两江地区承担。当时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很担心他会趁机打击报复。没想到曾国藩不但按期足额供应军饷，还把自己的得力干将刘松山派过去帮忙。左宗棠心中有愧，但他好面子，也没有对曾国藩明确表示感谢。

不过，曾国藩病逝后，左宗棠不但在挽联中把曾国藩视为知己，还一直帮忙照顾曾国藩的家人。有人从阴谋论的角度说这是曾、左为了不让朝廷猜忌故意所为，就算是真的，这也是一种吃亏是福的心态呀。

除了左宗棠，曾国藩跟李鸿章的关系也可以看到这种吃亏是福的心态。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湘军围攻南京，久攻不下。朝廷下令李鸿章率淮军协助进攻南京。淮军攻下苏州后，李鸿章就按兵不动了，他担心自己去了，会抢了功劳，得罪曾氏兄弟。但是他又不愿意承担抗旨的罪过，于是他就四处跟人解释，不断地暗示，不是自己不想去，而是曾氏兄弟不让他去。他用这种方式把抗旨的罪名推给曾国藩。赵烈文很不客气的评价李鸿章，说他是日夜计算心计，细到跟麦芒一样。要知道，李鸿章可是曾国藩的弟子。弟子这么算计老师，确实有些不厚道。

曾国藩当然清楚李鸿章的小把戏，应对方式到也简单，直接给朝廷写了一道奏折。他在奏折里说：现在南京久攻不下，不治罪已经很幸运了，我现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赶紧派李鸿章来吧。

从实际情况来说，当时曾国藩确实可以不需要李鸿章的帮助，这封奏折其实可以不写，完全可以不理会李鸿章，将攻克南京的功劳据为己有。但曾国藩写了这封奏折，就表明了态度，自己不怕吃亏。李鸿章也放下心来，立即派兵增援。

阴谋论者认为朝廷让李鸿章去，是想打压曾国藩。从当时的情形来说，谈不上打压。太平军控制天京已有十余年，在李秀成等将领的指挥下又有重新崛起的势头，单靠湘军虽然能应付，但调淮军助战可以早点结束战事，战事拖得越久，朝廷也受不了。当然了，曾国藩的奏折也让朝廷安心了。

英国历史学家包尔格说：“曾国藩是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做过他的部下。“曾国藩靠这种吃亏是福的心态，一生朋友极多，手下谋士猛将如云。

死读书，打呆仗

左宗棠嘲讽曾国藩有两个资本，一是曾国藩考了九年才中秀才，而左宗棠14岁就中了秀才；二是曾国藩只会结硬寨、打呆仗，而左宗棠可不是这样，后来收复南北疆时，左宗棠制定的方略是缓进急战，仅用一年时间就平定南北疆。不过有句话叫“最慢的才是最快的”，看起来又笨又慢的方法可能才是真正有用的方法。

曾国藩的读书方法看起来确实很笨拙，他是不读懂上一句，就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就不读下一本。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就不睡觉。现代人读书提倡读不动的时候就停下来，或者换一本书来读。读到不懂的地方，先跳过去，回头再来读。曾国藩这么读书，简直是钻牛角尖。

不过这种方法却非常有效，速度看着虽然慢，却能打下很好的基础。曾国藩虽然用了九年才考中秀才，但中了秀才后的第二年就中了举人，四年后又中了进士。而左宗棠虽然14岁就中了秀才，但是一生都没能考中进士，后来还是朝廷赏赐了一个同进士出身，才了却心愿。

有人评价说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按照儒家的标准来说，圣人首先得修身。曾国藩的修身方法看起来也很笨拙，就是每天写日记反省。他每天都认真写日记，回忆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他按照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发现哪一点不符合圣人的要求，就要记下来，深刻反省。

有一天，他读书读得累了，朋友邀请他一起出去，说菜市口正在处决犯人。曾国藩一听，就来了兴致，立即跟着朋友出门。结果刚走出门没多久，他就开始自责，认为这不符合圣人的标准，是在浪费时间，于是他又立即返回，继续读书，并且在当晚的日记中进行了深刻反省。有一次，曾国藩去见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刚好有一个漂亮的小妾，曾国藩就多看了一眼。回到家，他马上就记下来，认为自己动了色心，这是不应该的，需要进行批评。

不过一个人自制力再强，也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曾国藩就让朋友监督自己。他把自己的日记送给朋友阅读，让他们点评。大学士倭仁在政治上虽然很保守，却是理学大家，在修身方面特别厉害。曾国藩把自己的日记拿给倭仁看，请倭仁批评。曾国藩一开始不敢写那些阴暗的想法，倭仁看了他的日记后批评说，要修身，就必须抓住事情的苗头，很多坏习惯都是从小苗头发展起来的，抓住苗头，才能提前应对。从此以后，曾国藩开始把一些阴暗的想法也写在日记里，并且心怀坦荡的给朋友看。后来即使在打仗期间，他也会把日记抄下来，定期寄回家，让他的兄弟和儿子看。

曾国藩还从倭仁那里学到了静坐的方法，通过静坐来反思自己的内心。军情再紧张，公务再繁忙，他也会每天抽出时间静坐。同治三年五月，湘军围困南京已经两年多，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湘军和太平军都准备做最后一搏，压上了所有的筹码，前线一度陷入僵持状态。曾国藩作为湘军主帅，要应付紧急的军务。但他依然会在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抽出一个小时静坐，拒绝一切公务和应酬。

对付太平军时，曾国藩用的方法是“结硬寨、打呆仗”，一直被左宗棠诟病。但这种战法对付太平军却非常有效。

太平军骁勇善战，早期湘军和太平军作战，经常失利。后来采用后发制人的战术，在野外挖坚固的工事，迫使太平军来进攻自己，然后利用工事，打击太平军。太平军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无可奈何，常常因为粮草问题，被迫主动攻击湘军，导致大量伤亡。湘军攻城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在城外挖壕沟，挖地道，将一座城市活活困死。安庆、九江、南京都是用这种方式攻下来的。

这种战术看起来很愚笨，实际上是一种稳妥的体现。行军打仗，往大了说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往小了说关系到每个士兵的生命安全，来不得半点马虎。曾国藩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会花大量的心血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战斗部署、后勤供应、可能出现的意外等等，每个环节都算到，算透才会下决心。湘军靠这种稳妥的战术，最终打败了太平军以及后来的捻军。

正视现实，实事求是

真的笨人其实很固执己见，不愿意承认现实，也不愿意学习和了解新事物，曾国藩显然不是这样的人。曾国藩能够正视现实，包容当时的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在晚清，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即使现代也有很多人做不到）

晚清的中国保守封闭，但作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们，还在做着天国上朝的美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能打醒统治者和主流知识分子，理学家和道学家在当时的官僚队伍中属于主流，西方的科技被他们斥责为奇技淫巧。

公元年，恭亲王奕奏请在京师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想招一批人学习西方的天文和数学，结果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代表就是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倭仁。倭仁认为学习西方知识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使中国文化灭亡。此时距离第二次鸦片战争过去没多久，圆明园的大火刚刚熄灭。但即使是这样，帝师仍然拒绝学习西方知识，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顽固不化。

曾国藩正视了中国落后的现实，对待西方科学非常积极。在奕发起洋务运动之前，曾国藩就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仿制西方武器。为了防止被保守派攻击，安庆内军械所设在太平天国英王府内。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艘蒸汽轮船。

晚清官场非常腐败，军队的腐败更加令人触目惊心。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晚清军队，当兵变成了第二职业，士兵们的主业是做买卖、种地、开茶馆等等。军官们则是用军事设施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期间，福建每个月都会造一艘战船，但是水师军官们把这些船租给了商人去贩卖货物，中饱私囊。训练的操场也被租出去，军队连训练的地方都没有。而受贿，走私等等犯罪行为就更加不用说了。

这种腐败是体制的问题，曾国藩曾经想过改变体制，但是自己就是体制内的人，不可能改变体制，他接受了现状。但是接受现状不代表同流合污，曾国藩知道腐败会导致军队失去战斗力，他对湘军的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但他也没有要求军官们做海瑞那样的清官。

在中国历史上，海瑞式的清官常常被当成道德榜样来宣传，但实际上海瑞式的清官是违背人性的。曾国藩自己不做海瑞，也不要求手下的官员做海瑞。他知道手下跟着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发财，他一方面提供高薪给官兵，约束军队内部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允许湘军官兵在攻下一座城池之后抢劫财物，来激励官兵的士气。劫掠当然不值得称道，受害的都是普通民众，不过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是唯一能够激励官兵士气的方式。

由于对至拙精神的坚持，曾国藩的事业蒸蒸日上。儒家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从儒家的标准来看，曾国藩符合圣人标准，所以梁启超对他评价极高。

由于晚清时代所限，曾国藩很难跳出儒家的框架，后来的历史观评价其为元凶，未免有些片面。不过他这种至拙的精神，对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却有现实意义。只不过，很多人只看到了厚黑和权谋，忽略了“至拙”这种延绵数千年之久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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