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之战俞大猷以夷御盗的代表性战役

明嘉靖四十三年（）东莞水军营一连数月未收到朝廷发放的粮饷，因此聚众兵变，史称“柘林兵变”。兵变发生之时正值农历三四月份，广东正刮东北季风。东莞叛兵利用东北季风，坐船由潮州海面向西南方向一路流窜。进抵珠江口一带，“横肆钞掠，省会戒严”，局面一度相当严重。汤克宽总兵先行镇压，但镇压不力。

遂求助援兵，联合镇压。因此在联合镇压的过程中，就发生了俞大猷指挥的著名的“三门之役”。俞大猷在其后向友人的书信中提到，柘林兵变的扑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吴桂芳虽身为上级，但在平叛问题上“休休不自用一念”，全权交与俞大猷负责，为俞氏的军事部署提供了充裕的施展空间。

一、柘林兵变被平定

两广总督吴桂芳知道发生兵变之后，便带水兵从海上参与作战，与副总兵汤克宽、参将门崇文水兵合击叛兵。致使叛兵腹背受敌，俘虏六百多人，斩首无算。其余叛军余党躲在大舰上，吴桂芳与总兵俞大猷用计破之。又俘虏近四百人，斩首四十一颗。

明朝官军平定柘林叛兵，实际上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两广总督吴桂芳调动东莞南头九铺水兵与副总兵汤克宽、参将门崇文麾下水兵，采用内外合地击之战术，使叛兵遭到重创。之后，两广总督吴桂芳向中央上书，请求派俞大猷来粤平定叛乱。

当时叛兵拥有大小船只70余艘。俞大猷派人招抚，诱使把战船上交官府，并假意答应其提出的要求。继而，俞大猷趁叛兵剩余船只在岸停泊之机，出其不意，“以其送回二十一只船载兵往击”。可能战事地点较多，但大致不出省城广州与东莞之间的海面或河道。

第二个阶段，是俞大猷借助澳门葡兵，将叛兵余党全部平定之事。“三门之役”是明朝军队联合澳门葡兵，在东莞三门一带将叛兵余党全部平定的战事。

关于三门地望，在明清时期的广东舆图中多有“三门”这一地名。而叛军多盘踞之三门，当为虎门东南侧的“三门”。此“三门”之地名，又作“三门口”，在多种明清舆图中均有标注。

俞大猷记载了当时叛军的军事力量，盘踞在东莞三门地区的叛军“尚有九大船”，葡人更为详细“贼兵的舰只是九艘巨舰，有许多火炮和弹药，此外还有许多小船，又有二千名兵卒、武器、撞击时用的铁蒺藜”。

柘林兵变之后，葡萄牙人为了博取明朝政府的好感，同时为了促进葡萄牙访华使团的成行，曾主动联系广东政府，请求派兵支援。广东政府决定接受葡人的军事帮助，俞大猷派遣汤克宽前往澳门商议援军之事，后者到达澳门之后，即向与澳门的指挥官召开会议。汤克宽此次是代表总兵俞大猷赴澳参与谈判。

经过前一个阶段的战役，俞大猷希望通过趁敌不备，中葡合力偷袭敌军，从而一举铲除叛军。经过一番协商，澳门葡人与广东政府达成一致的出兵建议，并如期进行，最终平定叛乱。俞大猷作为此战指挥官的战略谋划及其海防地理思想，可以从此次战役筹备与进军中得到窥见。

二、分路出兵的行军地理战术

分兵战术是俞大猷经常使用的战术，在这种战术指导下，不惜增加备战的时间以安排兵力部署，“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俞大猷正是通过对澳门葡人进军路线在空间上不同的战略部署，从而调动整个战区军事力量的有机组合，一举消灭敌人。

对于澳门葡人的进军路线，俞大猷有着精密的安排，当时香山县至广州有四条水道可通：“虎头门”南偏西的航线，也就是“金星门”水道，几乎是擦着本县的岛岸刑事；“鸡啼门”、“虎跳门”等两条水道，分别沿着“黄粱岛”的东岸、西岸航行；由前山水道走磨刀门入香山内海便是澳门与省城的真正通道。

关于广州到澳门间的内河水道航线，林则徐年赴澳门视察之时，此航线依然通航。根据林则徐日记中的记录，从澳门坐船赴广州依次要经过香山城、横泾、大黄圃、容奇头、潭州口、乌珠、紫泥、何滘、陈村、石壁，最终抵达广州的天字码头，大体上从澳门出发，途径香山、顺德、番禺等地，直达省城西部的河道。

在俞大猷的安排下，澳门葡人的军队的主力放到了“当中一路”，即主力由内河水道出击。这应当是由于中路出击的葡人至广州后将与广东的指挥官合兵出击的缘故。另外，由于柘林叛兵盘踞东莞三门，主力从广州出发也是为避免大批舰队经过虎门时打草惊蛇。

此次中葡会剿海盗，广东当局所借助的葡人军事力量主要是士兵和武器，而大部分战船则由广东海防军队提供。为了能够准时开赴战区，俞大猷令沿内河水道的出发的葡人提早出兵，“路易斯·德·梅洛的那支舰队第一个先准备就绪。

因为它要先出发，路也较长，还要在广州停留，全体船长都要在广州上别的船，把火炮改装到新的船上，把火炮改装到新的船上，因为他们乘坐去的船是小船，大船是不能从里面开进去的”。可见在出兵的部署方面，俞大猷充分考虑了时间和空间等因素。

三、中葡协作的合围地理战术

合围战术是俞大猷“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思想的代表战术之一，通过巧妙利用地理环境部署进军线路，待兵集之后一同驰往战区，全方位地打击敌人。合围的最终目标就是“收全功”，取得最大程度的胜利。

在出兵之前，对于中方所提供的战术部署，葡萄牙人多有异议，华商林弘仲居中调停：作为俞大猷的“旧熟”，林弘仲可以说对俞大猷的战术特点及指挥策略十分熟悉，他所说的“中国官员们只能让舰队合在一起才能打仗”，也就是指合围战术。

俞大猷之所以针对柘林叛军采取合围战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三门地区复杂的地理形势决定的。俞大猷就采取合围战术向海道副使莫抑解释。由于三门地处虎门内洋，暗礁密布，港汊众多，三门内部又有东莞盐匪盘踞的海南栅山，地理形势极为复杂。

另外，十月时值东北季风，叛军顺潮顺水，极易遁走。因此俞大猷请求莫抑分拨军粮，以作追击之用。同时增派番禺县石壁地区的横江大哨船及各式小哨船数十只，在三门外待命。

可见俞大猷为了全歼敌军，做了细密的部署工作，为战役中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均做了针对性的对策，“此举贼不知风先遁，一鼓歼之必也。如知风先遁，虽延旬月，终亦成功”。

俞大猷通过巧妙利用地理环境部署进军线路之后，接下来便是中葡官军偕同围剿柘林叛兵。中路内河水道进军的路易斯·德·梅洛于年10月6日抵达广州，挑选了六艘帆船和两艘战船，将带去的武器安置到船上。中路进军的澳门葡人整顿完毕后，路易斯·德·梅洛率领的八艘船首先出发，俞大猷随后率领的二十五艘船尾随其后，驶向东莞三门一带。

而在此之前，迪奥戈·佩雷拉已经于10月4日从澳门出发，经虎门进军，提前到达东莞海域。跟随佩雷拉船队的有一位俞大猷从广东派来的官吏（此人不详），他看到佩雷拉船队即将遭遇三门叛兵，而俞大猷和路易斯·德·梅洛的船队尚未抵达，因此要求佩雷拉停止航行，停泊下碇，一边监视叛军动向，一边等待省城中葡船队的到来。

在两支中葡船队进军的同时，另一支由海道副使莫抑率领的船队此时也应出发，驶向三门方向，以阻截出逃的叛军，三路船队分别从不同方向驶向三门，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战略围剿网络。

10月7日，迪奥戈·佩雷拉与俞大猷所率领的船队主力逐次驶达三门口，与叛军展开遭遇战，在路易斯·德·梅洛船队在三门口等候俞大猷和迪奥戈·佩雷拉船队时，由于风潮较大，以致战船飘离战区，未能及时返回。但尽管如此，中葡联军还是取得了全胜，交战时间仅半个多小时，便消灭了叛军。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一再渲染叛军见到葡萄牙军队与中国军队截然不同的反应，虽然这其中不乏夸张的成分，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当时的广东官兵（包括柘林叛兵）对于葡萄牙人先进的武装力量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俞大猷令迪奥戈·佩雷拉率领葡人充当先头部队，这其中也应当包含着威慑叛军的考虑。

四、俞大猷独到的海防地理思想立功，并获得夸赞

这就是俞大猷在借助澳门葡人、华商武装力量镇压柘林兵变的大体经过，在进军路线、合围歼敌等方面，均体现出俞大猷独到的海防地理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得以全歼柘林叛兵，与广东总督吴桂芳对俞大猷的信任与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李杜对俞、吴二人在平定柘林兵变这一事件中相互扶持赞叹吴桂芳对俞大猷的指挥能力与军事素养颇有信心，赞其“机谋神密”、“智略精详”，因此他向朝廷上书请俞大猷平叛，并放手将军事指挥权交予大猷。而正是由于吴桂芳的信任与支持，俞大猷的战略安排才得以施展，特别是向澳门借兵平叛这一关键因素才能够顺利施行。

作为朝廷要害之地的疆臣，吴桂芳在嘉靖后期朝廷对澳门葡人充满猜忌同时严密监视的大背景下，敢于听从俞大猷的意见，大胆利用澳门葡人和华商的军事力量平定叛乱，也反映出吴桂芳的气魄与胆识与俞大猷强大的海防军事才能。

遗憾的是，纵观俞大猷的军戎生涯，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施展的指挥空间实在乏善可陈，更多的则是遭遇弹劾与掣肘，这也为我们了解俞大猷军戎生涯久经坎坷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事例。

五、总结

随着明代中后期募兵制的兴起，各路海防将领纷纷招募善战士兵以充实军队，如西南狼兵与土兵。诸如此类的雇募与征调，大都包含着指挥官对人文地理因素的考量，或在于看重当地士兵的纪律与素质，或在于推崇当地的尚武风俗与士兵的强劲的战斗力。

尽管以上部队曾取得过不斐的战绩，但此类跨区域的雇募与征调，着眼点大都还是在于个体士兵的素质，故均未能脱离传统的军事行动的范畴。

海战理论是贯穿整个俞大猷海防思想的一条主线，而海战地理思想又是其海战思想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俞大猷能跳出传统军事行动中着眼于个体士兵的素质和战斗力，大胆启用澳门葡人和华商的武装力量对抗海盗和倭寇，足以体现其军事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海防军事才能。其中嘉靖四十三年俞大猷联合澳门葡人、华商所取得的“三门之战”，是俞大猷“以夷御盗”海防思想最卓著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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