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侵扰该如何抵御明太祖造船巡海太被动,
序言：明朝建朝初期，受日本正处于“国内乱”的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战乱频生等因素影响，一部分战败的日本封建地主流落海上，成了盘踞在明朝沿海一带的“倭寇势力”，“往往纠岛人入寇”，肆意侵扰，劫掠商船，导致沿海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先是下令造船巡海，但后来发现此举极为被动。故而又以造船巡海为基础，继而陆续在沿海要害地区增设卫所，大大提升了明初的海防力度。对明朝海防体系的完善、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史·外国三》
“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外交抗倭失败
众所周知，所谓“倭寇”，其本质无非就是一些日本封建地主在南北朝战争中战败，然后凭借其手中仅存的财力组织武士、商人、浪人盘踞于明朝沿海海域，靠非法走私、劫掠商船、以及袭掠沿海百姓谋取利益为生。说白了也就是一些“海盗势力”。
但是这个结论却是我们后世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史书记载得出的结论，放在元末明初那个动乱局势初定，正是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于洪武元年（年）建立明朝的明太祖朱元璋自然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洪武二年（年）正月，发生倭寇势力“入寇山东滨海州县”，且“掠民男女而去”的事件以后，明太祖朱元璋还以为这是当时日本政权所下达的“侵略指令”。——《明太祖实录·卷三八》
而明初大势初定，并不适合继续劳民伤财的兴兵打仗，更别提还是跨海远征了，所以明太祖起初的想法其实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倭寇侵扰的问题。
杨载示意画像插图
故而，于洪武二年（年）同年三月，明太祖决定派“遣行人杨载诏谕其国，且诘以入寇之故，谓：宜朝则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耳”，俨然是打算“先礼后兵”，等实在无法和平解决“倭寇”问题的话再出兵远征。——《明史·外国三》
若是按明初的时代背景来看，明太祖此举显然是十分正确的，毕竟百姓本就不愿意打仗，如果明太祖只是因沿海一带受侵扰就劳民伤财的挥师远征，势必就有可能导致内地百姓的不满，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明初政权未稳之际就民心离散，显然对明初政权的稳固极为不利。
但如若日本明文拒绝，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无疑就等同于是对明朝宣战，那么明太祖便可打着“驱逐侵略者”的旗号来激发起所有明朝百姓的“爱国情绪”，然后再挥师远征，万众一心不说，还名正言顺，“民心离散”的严重后果自然也就不再是问题。
日本王良怀（怀良亲王）示意画像插图
可问题是日本王“良怀”（怀良亲王）后来却“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以四年十月至京”，且明确表示“时良怀年少，有持明者，与之争立，国内乱”，赫然是表明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混乱时期，“倭寇侵扰”的现象跟他们也没太大关系，实为当时日本地方上割据的“守护大名”所致。——《明史·外国三》
虽然能与明朝协同打击，但天高皇帝远，倭寇又不在他们的海域，自然也就管不了太多。如此一来，明太祖没了激发百姓“爱国热情”的借口，自然也就没有理由去强行发兵远征日本，所以最后只能放弃远征的念头，靠自己来抵御“倭寇”的侵袭，明太祖的“外交抗倭”以失败而告终。
俞通海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造船巡海，抵御倭寇
因此，于洪武五年（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分析了倭寇的行动特点以后，下发了一道诏书，让“浙江、福建濒海九卫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五》
继而更是于同年十一月，再次下诏让“浙江、福建濒海诸卫改造多橹快船，以备倭寇”，所谓“多橹快船”，顾名思义，就是专门为追击倭寇而准备的船只。——《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六》
并且，据史书记载，早在明太祖朱元璋起兵发起农民起义以后，在元至正十五年（年），就已经笼络到了结寨巢湖的“廖永安兄弟、俞通海等以水军千艘来归”。——《明太祖实录·卷二》
继而更是凭借“巢湖诸将”渡长江、占集庆（南京）；西征陈友谅，东征张士诚，为明初政权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也就意味着早在明朝建朝之前，朱元璋手底下就已经积攒到了一批战力相当不弱的“水师”部队。
郑和宝船示意画像插图
再加上明朝的造船术亦是十分发达，这点相信大家从永乐年间的“郑和宝船”上也能看出一二，明成祖朱棣在派遣“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之时，不惜斥重金为其“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明史·宦官一》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曾命工匠造出了六十二艘长约米，宽约60米的“宝船”，而十五世纪末欧洲大航海时代之中曾发现新大陆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船队，其旗舰“圣玛利亚号”，也不过仅仅长23.66米，宽7.84米罢了。
虽然这些船并未出现在洪武年间，但洪武初年跟永乐初年相差也不过三十余年，技术上的差距定然是大不到哪里去的。
诸如洪武年间的战船以“以舟山之乌槽为首。福船耐风涛，且御火”，再比如“广东船，铁栗木为之，视福船尤巨而坚。......大福船亦然，能容百人。......上设木女墙及砲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寝息所；次左右六门，......扬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台，......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明史·兵四》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俨然是各项功能都相对完备，且足以应对一定时间的长期航行。换言之，明太祖造船巡海抗倭的办法是完全行得通的，完全可以凭借其造船技术的相对成熟、以及水师部队那强悍的战斗力对“倭寇”海盗势力形成较为全面的压制。
更别提明太祖朱元璋还曾专门为“抗倭”下诏，“凡总旗、军士、弓兵生擒贼一人者，赏银十两，斩首一级银八两”，俗话说的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太祖此举，显然对提升士气以及官兵抗倭的积极性等方面极为有效。《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
正如史书记载，“短兵接战，无不胜”，如此全面的“造船巡海抗倭举措”，属实称得上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备，再加上面对的又是如同散兵游勇一般的“倭寇海盗势力”，又怎么可能不成功。——《明史·兵四》
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造船巡海抗倭的局限性
但是，若是明朝想单凭这“造船巡海”举措来“抗倭”的话，显然还是不够的，大家想啊，大海茫茫无际，明朝的海岸线亦是十分漫长，总不能无限制的造船，然后让船只星罗棋布的密布在大海之上吧？也不能让明朝官兵常年四季呆在海上不回陆地吧？
定然是不能的，首先成本方面就扛不住，而且人类本就不适合海上生存，物资什么的也都需要不时的回陆地进行补充。这在无形中就给“巡海抗倭”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因为“造船巡海”抗倭首先必须满足一个大前提，即“遇到倭寇”。
据史书记载，“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很显然，倭寇侵扰明朝沿海的时间及地点都极其不固定，而且都是掠夺完就跑，十分狡猾。——《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
倭寇侵扰示意画像插图
咱们还拿上文曾说过的洪武二年（年）正月，倭寇势力“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这个事件来举例吧，倭寇在这个时候侵略的是山东沿海一带没错吧？——《明史·外国三》
但是同年年底，再次“复寇山东”，继而更是“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一年时间，便来回侵扰了好几次。但是到了洪武四年（年），倭寇却“掠温州”，继而于洪武五年（年），“又寇福建海上诸郡”，时间和地点毫无规律可言。——《明史·外国三》
甚至于明太祖推行“造船巡海”后的洪武七年（年），“倭寇胶州”，依旧出现了倭寇侵扰明朝沿海的案例，能说明朝官兵巡海不用心吗？并不能。只能说是倭寇太过狡猾，往往哪个地方防御薄弱，倭寇就就往哪里去，只为利益，根本就不和明朝水师正面交火。——《明史·外国三》
明朝水师围捕倭寇示意画像插图
除此以外，正如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说过的，“倭舟甚小，一入里海，大福、海苍不能入”。——《明史·兵四》
这就足以表明，倭寇在侵扰明朝沿海一带之时，不但极为狡猾，来去的时间和地点都极为不固定。而且多是小股作乱，往往凭几艘不知道从哪来的小船，并对其稍加伪装，就敢在沿海一带肆意行凶作恶，抢掠沿海百姓。
明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要推行“海禁”，甚至明令提出“片板不许入海”的主张就多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一部分目的就正是为了针对“倭寇”的“伪装船”。这还只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毕竟不管怎么说，倭寇的行踪是暴露出来了。——《明史·列传第九十三》
小股倭寇势力与明军交战示意画像插图
可倭寇一旦选择暂时蛰伏，或者悉数都以“小股势力”集结，继而趁明朝水师换防、或是回朝补充物资之际侵扰沿海怎么办？
所以，造船巡海的效果终究还是十分有限，毕竟海岸线太长，而“水师”船只又太少了，根本就不足以达到全面的监测覆盖，俨然处于一副十分被动的局面。
而这，也正是明朝“造船巡海”抗倭方式的局限性之所在，或许其面对大批量“倭寇”侵扰之时还十分有效，能够远远的就观测到倭寇的行动。但面对“小股作乱”的倭寇势力就说不准了，只能等发现“警情”以后再对“倭寇”进行追击，可这又还有什么意义呢？
毕竟不管怎么说，百姓的生命财产已经遭受到了侵扰，那么其导致的百姓不满，甚至是民心离散的现象也就极有可能出现，可这一点，却绝非单凭打击倭寇就能挽回得了的。
信国公汤和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加强陆地海防力度
因此，于洪武十七年（年），明太祖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明史·外国三》
同时还派遣“信国公汤和行视浙东、西诸郡，整饬海防，乃筑城五十九。民户四丁以上者以一为戍卒，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分戍诸卫，海防大饬。”——《明史·外国三》
毫无疑问，明太祖朱元璋正是为了弥补“造船巡海抗倭”之法的局限性，这才决定在“造船巡海”的基础上增设卫所，推行“卫所制度”，即寓兵于农，让这些被抽调出来的沿海百姓在农闲之时接受一定军事训练，然后等出现倭寇侵袭之时便可以出征抗敌，抵御倭寇。
继而又通过在各个交通要道增设“巡检司”的形式来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进一步将倭寇抵挡于沿海诸郡县之外，使其无法与百姓的生活地区进行直接接触。
明朝陆地海防官兵示意画像插图
从而通过对陆地海防力量的加强来实现对“倭寇”的进一步打击，正如史书所说，“明初藉以备倭，设卫所墩堡于濠堑外，倭至则捍之于海岸滩涂，皆不容登泊，万一不支，则逾堑而守。进不得攻，退无所略，故府境备倭较易。”——《读史方舆·卷二十四》
大家想啊，明初水师的军事力量要远高于“倭寇”，所以能正面扛住明朝水师进攻的倭寇大型势力定然是几乎没有的。
那么也就只剩下了一些因战败而逃亡的“漏网之鱼”，或者是直接就趁“明朝水师”换防、回朝整顿之际以“小股势力”悄悄越过封锁线的小型“倭寇”势力。
而这些倭寇经过“明朝水师”这如同“大筛子”一般的巡海防御网，能顺利到达陆地的，也几乎都只剩下了一些零零散散的散兵游勇，顶多也就数十人，根本就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只不过以往由于明朝陆地海防力量薄弱，普通的民众又不是这些“倭寇”的对手，所以沿海百姓只能被动的受到侵扰。但而今既然有了“巡检司”的严加盘查，再加上数万的“卫所兵”严阵以待，自然也就让这些倭寇即便到了陆地，也始终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的沿海百姓生活区。
此消彼长之下，明初活跃在沿海一带的倭寇势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少，从而也就使得明朝一度呈现出“海上之警亦渐息”的良好转变趋势。——《明史·外国三》
倭寇被捕示意画像插图
结束语
简而言之，正是由于倭寇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以及通过“外交手段”抗倭的失败，让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逐渐重视起了明朝海防力量的建设。
从而让明初的海防体系迅速完成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还是属于那种相对“彻底”的转变，俨然是在“洪武年间”就完成了一个从“海防力量薄弱”到“海防力量相对成熟”的过程。
虽然在明洪武年间的倭寇势力正处于兴起之际，所以其“海上之警亦渐息”的现象也可以看做是倭寇对明朝强悍国力的恐惧，起到的作用并不甚太明显。
但若是结合嘉靖年间所爆发的“嘉靖倭患”来看，其既然能够出现“东南苦倭患，和所筑沿海城戍，皆坚緻，久且不圯，浙人赖以自保，多歌思之”的现象，就足以表明明太祖的“造船巡海”抗倭举措，以及他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推行寓兵于农的“卫所制度”是极为有远见的。——《明史·列传第十四》
属实对明朝海防体系的完善、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海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着极为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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