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倭乱的反向思考百万明军为何不去进攻分
对于明代抗倭人们多受既定历史的影响，专注于倭乱起因、倭寇来源、平倭战事的讨论。但常忽视一个吊诡的现象：16世纪中叶的日本地狭人稀又处在分裂动荡的战国时代，高度中央集权的大明拥有二百万常备军，为何不越海进攻日本。本文笔者就以这个粗浅的假想为题，略作抛砖引玉的解读。
中国在唐、元、明、清、民国，先后与日本爆发过五次大规模战争，其中唯一一次远攻日本本土的元日战争以大败告终。明太祖朱元璋曾在使节被杀后欲发兵日本，终因北元尚在局势不稳作罢；年时任云贵总督的湘军名将刘长佑也曾上疏清廷灭掉吞并琉球的日本，以震慑法国觊觎越南之心。过往论及此事多言海外孤岛伐之无益，不免有自我安慰之嫌。下文试从兵制、后勤、指挥三方面进行拆解，说说明代中后期无法攻日的制度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朱元璋（—年）今安徽凤阳人，在元末群雄角逐中最终胜出，定都称帝国号大明。他定下日本为“不征之国”的祖训，却不料倭寇袭扰直到嘉靖朝末期才被荡平。迫于战乱多年百废待举的现实，朱元璋实行“编户齐民”并借鉴元代镇戍军制度，从全国二百万“军户”中每户抽丁男一名，平日屯田战时从征，世代不变。这套世兵制既为保证大明常备军来源，又为防止“民户”遭战事骚扰，但建制之初便流弊不断，后终被募兵制所取代。
明初军户来源多是新占城池中的无籍之人、偏远山区的边民，以及被强迫划入军户的民户，各地驻兵卫所中士卒逃亡、换籍之事层出不穷。时隔百年后除西北边陲外多地承平日久，军户土地多被抵押或出卖，吃空饷的军官还将所剩无几的士卒，充作营造运输的劳工或家中的仆役。这样的明军勉强可以镇压内部叛逆，又怎能担负反侵略或入侵他国的重任。
明代卫所分布简图至嘉靖朝时原本自给自足的军屯制早已不能维持，各地府县需按照规定将给养直接运送到附近的卫所，名义上的中央统筹分配并不存在，户部只负责在账目上监督各级府县。每个卫所也会接受来自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部分武器也由各地缴送，质量与规格可说参差不齐。而明代全国约有近三千个千户所，参照古代中国的运算、通讯、交通水平，要动员起几十万军队，后勤难度绝对是灾难级别。
即使明廷能够动员起足够规模的大军，要远征日本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便是大型战船。郑和下西洋已成追忆，彼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位于淮河沿岸，年产量达七百艘以上，却是由82个各自经营的小船厂拼凑而成，谈不上有效的技术分工。而全国的能工巧匠也被集中在京师为皇帝服务，无暇对明军装备进行革新。可以说大明的组织能力，连名将俞大猷“御倭寇于海上”的计划都难以支撑，更遑论远征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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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水师海战模型除兵员素质低下、后勤组织落后外，大明的军事指挥制度也存在弊端：崇文抑武之风盛行，由文官担任的总督巡抚等职拥有指挥、监察、任免、调度等大权，武将常被“外行指导内行”并充作权力斗争的筹码，或死或贬结局悲惨。如嘉靖朝名将俞大猷与戚继光，前者屡遭言官弹劾下狱终生郁郁不得志，后者安定大明南北戎马大半生终是凄然离世。大明这种军事体制但求平静无事，根本无力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或大举进攻敌国。
除非有胡宗宪、谭纶这般喜军事、通晓谋略的高级文官撑腰，戚、俞诸将才得以在平倭战事中大放异彩。而大明武将的选拔任命多数以“世荫”形式进行，高级将领的后代需降级继承，低级军官则无需降级。如戚继光的登州卫指挥佥事（正四品）便继承自父亲戚景通，源于戚家祖上戚祥在大明开国时所立功绩。但多数世袭武将都是滥竽充数浑浑噩噩之徒，似戚继光这般天生四品武官还要自考武举之人，可说世所罕见。
明代卫所制度简表综上所述，大明的军事制度在兵制、后勤、指挥各方面的用意，都旨在维持国家内部稳定而非对外扩张。军队的战力源于战争的磨砺，承平无事的明军自然难以抵挡敌国入侵甚至袭扰，即使偶有心怀壮志者想要抵御外侮，也会因事权集中遭到皇帝猜忌，终是惨淡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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